我的菜鳥移民故事 (2)

前情提要: 我的菜鳥移民故事 MY FRESH-OFF-THE-BOAT STORY (1)

這篇要談的是關於語言和文化差異的故事,時間是剛到美國的前幾個月,場景是教室、實驗室與家裡。

接不住的變化球

“Hey Jerome, how’s it going?” (在學校的開學派對上遇到美國同學,對方很豪爽地問我。)

“…” (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在問什麼,連表情都不知道應該要怎麼擺才對。)

“How’s it going?” (他看出了我的疑惑,於是比較認真的又問了一次。)

“…” (我還是完全不知道怎麼回答,心裡一直想著他說的it到底是指什麼東西。)

大約五秒鐘過後,他可能終於猜到我是在什麼地方被卡住了,於是換了一個方式問我。

“How are you?”

這時候我才知道他到底在問什麼。這種鬼打牆式的溝通過程在剛來得前半年屢見不鮮,我把它們統稱作「接不住的變化球」——我們從小就學英文,該通過的考試也都有通過,但我們學的往往都是所謂的「直球」,也就是最標準的教材式講法,從來沒有用英文跟任何真正的美國人對話過,也不知道原來即使是這種膚淺的問候語還是可以有這麼多種講法。但這類鬼打牆的經驗往往帶來很大的挫折感,除了語言不好的挫折之外,更多的是擔心自己給人不好的第一印象。 開學活動的現場,就位在學校中央的草坪上

那時候身邊朋友、學長姐都會說,這需要一段時間,大概半年左右就會比較好了。我自己的感覺則是,的確在累積半年之後,基本的生活用語、進對應對大概都有辦法掌握了,但許多語言、文化裡更深層的東西,像是美國人在對話裡不經意提到小時候讀的課文(就像台灣人讀過的《背影》那樣)、經典電影裡的橋段、球賽裡使用的術語等等,人家累積了20幾年的東西要在幾個月內學起來,根本就不可能啊!即使寫這篇文的時候我已經來美國7年半,每個禮拜我還是會在辦公室裡學到幾個沒聽過(或者曾經聽過但沒聽懂)的新字,或者一些要去google才會懂的人事物。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記得剛來不久之後,有時到別人家去拜訪,被問到一些二選一的問題,偶爾患有選擇恐懼症的我,用中文便會回答「兩個都可以」,那這句話英文應該怎麼講?剛來的時候我腦袋還處於中翻英模式,便會回答「both are ok」這種答案,後來就被糾正:沒有這種講法啦!中文說的「兩個都可以」,其實準確的說應該是「這兩個裡任何一個都可以」而非「兩個都要」,所以對應的英文應該是「either is fine」。

我是如何走到今天呢?如果這是篇個勵志演說,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應該是「經過多年的努力不懈奮發向上之後我的英文對話終於變得流利,甚至屌打美國本地人」這樣的情節,可惜這不是我真正的經歷。對大多數人來說,融入一個新文化的過程其實是緩慢而辛苦的,當然隨著時間會慢慢看到自己的成長,但再怎麼成長,我的語言能力以及對他們文化的理解程度仍然不可能和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相提並論。我想這是為什麼很多第一代移民即使英文已經相當流利,最後主要的交友圈仍然是侷限於文化背景相同的人。

還好這件事情並沒有像我當初以為的那麼絕望。我漸漸發現,對一個文化的融入程度並不完全取決於語言能力,尤其是在來過一段時間之後,其實大家基本的語言能力都差不了多少;真正決定能和美國人深交到什麼程度的,反而是那顆願意主動傾聽、暸解別人的好奇心,以及碰到挫折也無法被消滅的熱情。

教室與實驗室裡的文化衝擊

我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在課堂裡看到美國同學把穿著鞋子的腳放在桌上的時候,內心馬上出現一種好像有什麼東西不對、但又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講的感覺,或許是很直覺的認為這件事不該被社會接受吧!雖然說我求學過程裡,一路讀的都是台灣數一數二自由開放的學校,但在老師面前直接把穿著鞋子的腳放在桌上(而且老師看在眼裡也可以無動於衷)這種場面,在我來美國之前可是從來沒見過。

此外,我從小也是個不太喜歡在課堂上問問題的小孩,大學四年裡舉手問老師問題的次數屈指可數;但我身邊那些美國同學,不但什麼都拿來問(包括一些我覺得很蠢、很基本的問題),竟然可以在老師話還沒講完的時候就舉手!剛開始我很納悶,心裡嘀咕著哪來這麼多問題可問,同時也開始思考,拋開台灣學生比較不敢提問的文化差異不談,為什麼我腦袋裡都沒什麼可以在課堂上問的問題?後來我稍稍懂了,那是因為我沒有養成「一邊聽課,一邊和自己已有的知識對話」的習慣。

對以前的我來說,上課就像去麥當勞買外帶,只要確定我點的東西都有拿到(也就是課堂上筆記和必考重點都有抄到)就好了,東西等回到家再慢慢消化(雖然通常到最後都是累積考試前才狼吞虎嚥)。但是美國人上課是一種「內用」的概念,他們一邊聽,一邊會把內容拿來跟自己過去知道的東西拿來對話(無論是否已經真的聽懂),因而碰撞出許多可以拿來提問的材料,所以才有辦法在老師話還沒說完的時候就開始舉手;有些問題聽起來很基本、很沒必要,但那些都是他們當下真實的疑惑,反映的是他們的思考過程。

除了教室之外,碩士班那兩年裡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實驗室,我每天幾乎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都宅在實驗室裡(除了中間回家吃午餐晚餐之外),實驗室也就成為我平常和美國同學最多互動的地方,某個程度上來說也是我學最多英文的地方。 碩士兩年的日常:窩在實驗室裡面,對著一個叫做ArcGIS的軟體進行各種操控

旁人打噴嚏之後要回應「祝福你」(bless you)是來自中世紀歐洲的傳統,在美國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反射動作,每聽到一次打噴嚏聲就得說一次。我的鼻子一向比較敏感,因此聽到這句話的頻率也特別高,這對我來說這是很奇怪的經驗——在東亞文化裡,旁人打噴嚏時的SOP標準處理程序是直接忽略,如果刻意每次都回應反而會讓人有種受到太多關注、很有壓力的感覺;另一方面,bless you其實是God bless you的簡化說法,因此我每次聽到心裡就會覺得,啊你又不相信神,講這句話是誰要祝福誰?

美國人對於打噴嚏的回應雖然以「bless you」為大宗,但這也不是唯一的說法。當時在實驗室裡便有一位同學從來不說「bless you」,而是以「gesundheit」取代。第一次聽到這個不像英文的字,哪會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那個老美似乎已經講習慣了。後來我真的忍不住而問了他,才知道原來這是個德文字,意思是「健康」(health),也就是類似於中文裡講「保重」的意思。

(關於不同文化、語言對打噴嚏的回應語,詳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sponses_to_sneezing 。維基百科有特別寫到,中日韓的社會規範其實是不回應別人打噴嚏。)

最後,晚上要離開實驗室時,要如何向別人道別?以前課本上教的標準英文good-bye當然是沒有人在用,至少我從來美國到現在還沒在對話中聽過;東亞地區會使用的bye-bye(兩個bye連用的講法),在美國其實也很少在用,我只有在新英格蘭鄉下聽到過;最常聽到的似乎還是see you,或者take care之類的祝福語。我後來漸漸發現,這件事似乎不是只有英文特有,很多語言都會儘量以see you的講法代替good-bye,例如西班牙文常講「hasta luego」(until later,意思是下次見)而非「adios」,日文常講「また」(mata,相當於英文的see you)而非「さよなら」(sayonara) 。 另一個文化差異:老美去retreat,看到有湖水,衣服直接脫了就跳下去了

意料之外的文化衝擊:兩岸人民的第一次接觸

對許多我這輩的台灣留學生來說,留學經驗裡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和中國大陸籍同學的第一次接觸,這是除了適應美國文化之外另一種意外的文化衝擊經驗。為什麼特別強調是我們這輩?因為我們在台灣時正好錯過了開放陸生來台就讀的時間點(2011年),而留學時正好碰上了中國留學生以最快速度成長的期間,因此我們來美國留學就是從「和中國大陸籍同學完全沒有接觸」直接跳到「身邊滿滿的都是中國人」。用文字描述可能不夠具體,我整理了從1950年以來在美就讀的台灣與中國學生數據: Data Source: All Places of Origin: Previous Years,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Places-of-Origin/All-Places-of-Origin.

雖然中國在1980年代就開始改革開放,但其實到了2000年,中國籍的學生數大概還只是台灣籍的2倍(約5.4萬人),以兩邊的人口基數來說比例相當懸殊;我來到美國的2010年時則是大約12.7萬人,之後在我就學、畢業這短短幾年裡幾乎直接往上翻2倍,最新2016/2017的統計是35萬人,雖然還在增加但是成長率已經開始下降。台灣留學生人數的高峰是在1995年的3.6萬人(可能和1990年代後半台灣、香港因恐懼中國共產黨而引起的移民潮有關),之後逐漸下降到現在2.1萬。

我還沒出發到美國時,就已經透過學校知道我未來同房的室友是個中國人(我的宿舍是兩人一間房),於是先寫了一封email跟對方打招呼,順便介紹自己是台灣人。對方是這樣回應的(我把他的email翻譯成中文):

「很高興認識你,我現在人還在中國深圳。我沒去過台灣,但我知道台北是個很好的地方,而且我常常看台灣的電視節目像是《康熙來了》和《超級星光大道》等。期待和你相見!」

我讀碩士的2010年到2012年,是《超級星光大道》、《康熙來了》、《大學生了沒》等節目還在播,而《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和《爸爸去哪兒》連個影子都還沒有的年代,也就是一個中國同學可能比我還了解台灣綜藝節目的年代,甚至當年我室友在家裡要煮菜還知道要去找阿基師的《型男大主廚》。短短幾年整個情勢竟如此快速的翻盤,雖然不令人意外,速度之快還是讓人驚訝。

進入宿舍第一天就和我的三個中國籍室友碰面,也了解了他們的背景。其中兩個人在深圳長大,大學也在深圳讀,家境不錯,雖然在宿舍裡我們通常講普通話,每當他們要講秘密的時候就會自動切成廣東話;另外一個室友來自江西,家境相對沒那麼好,大學在南昌讀,之後先到廈門工作過一年,因此會一點簡單的閩南語(但我跟他之間沒什麼可以切換成閩南語講的秘密)。

我們四個人都是在差不多的時間入住,也都是新生,都是第一次出國讀書,因此在宿舍安頓下來之後,面對的第一個共同問題就是:要吃什麼?

四個人裡只有我過去比較常在家裡煮飯,因此一開始我便自告奮勇煮飯給大家吃。或許是因為我們四人都來自南方,口味相對接近,我煮的東西大家接受度似乎非常高,但靠我一個人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於是我們就開發出了屬於我們家的自己meal plan(這個字原本指的是美國大學宿舍費裡包含在學校食堂用餐的額度,例如一週7餐、10餐、14餐這樣):我們四個人平均分擔每週14餐(午餐與晚餐)煮飯的工作,食材費用大家平分,預算是一餐2美元,每個月底我負責結帳,如果有人偶爾不在家吃飯就依照不在的餐數減免費用。 跟學校在同一條街上的越南超市是附近最大的亞洲超市,也是我們食材主要的來源之一。

這個制度剛開始的時候身邊朋友都不看好,覺得可能很難維持,或者讓大家有被綁住的感覺;但最後出乎意料的,我們的meal plan運作得非常好,好到讓我們整整維持了1年,直到第一年結束4個人都搬走。除了省錢省事,這個制度的好處之一是每次煮飯都是4人份,從來沒有剩菜的問題,每一餐都是新鮮現煮然後馬上吃完。也因為這個制度,我們4個人每天都會一起吃午晚餐,餐桌上的中式食物和對話給了我們像家一般的溫暖;雖然偶爾還是會出現兩個人搞廣東話小圈圈的情況,不過整體來說大家感情相當不錯。

煮飯和食材也是認識兩岸差異的好時機。從最基本的馬鈴薯=土豆、番茄=西紅柿、青花菜=西蘭花到進階版的延長線=插線板,這些還只是詞彙上的差異。我後來慢慢了解,廣東室友們其實不喜歡每餐都煮湯,但是如果要煮一定是認真煲湯,作為整餐飯的亮點,他們對於湯的概念不像我們臺灣人的紫菜蛋花湯那麼隨便;還有一次,我心血來潮決定做皮蛋豆腐,結果發現我的室友們有人無法接受皮蛋生吃,有人無法接受豆腐生吃,最後只好一個人默默吃掉。

在美國大學裡到處都是滿滿的中國人已經是個常態,尤其是在特定科系裡——我那三個讀金融碩士的室友們,班上95%以上都是中國學生,教室裡左鄰右舍都是中國人,前面的老師也是中國人,連小組討論都直接講中文,儼然就只是把「國內」的教室原封不動地般到美國來。根據他們的講法,當初來的時候也是百般期待可以踏出舒適圈、和美國同學一起上課的,誰知道來了之後身邊的同學都是自己人,這也不是他們願意的呀!

那麼,作為一個在團體裡永遠是少數的台灣人,該怎麼生存呢?

這幾年下來我似乎已經習慣了一個現實:我們和中國大陸籍的同學溝通無礙,很多時候也玩在一起,但似乎又有些地方就是不一樣。這些不一樣的地方,有些其實是茶餘飯後很好的話題(例如文化差異、成長經歷),有些則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禁忌議題(例如國族認同),彼此之間大概有個默契。有了這樣的默契,我其實相當享受和整個廣大華人社群(不只是中國籍學生,還有美國華裔、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人等等)的互動,也很珍惜透過這個文化連結找到的友誼。

下集預告

這篇已經提了大部分初期經歷到的文化差異,本來打算把找教會的過程也一併包含在這篇,不過實在是太長了,只好下回分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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